记得有一年，父亲带着读小学的我回湖北老家过年，然后返回瑞昌。腊月二十九下午三点多，当我们从武穴坐轮渡回到码头，却发现已经没有回瑞昌的班车了（那时的班车本来就少，过年时就更少了）。父亲苦笑着，对我说：没有车了，我们只能走回瑞昌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走回去?有多远啊?父亲回答：也不是很远，二十多里吧!（其实有三十五、六里）我毫无办法，只好哭丧着脸、嘟着小嘴展开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徒步＂旅程：前面还有二十多里路，让我这个小屁孩情何以堪!万般无奈，我只能叹叹气、咬咬牙，迈开小腿，跟着挑着行旅的父亲蹭蹭而行!这样，走出了三、四里路后，我这个小屁孩已经疲惫不堪，两条小腿像绑了两个沙袋一样!但是，看着空无一车、一人并通向＂无尽＂远处的公路，我那颗小小的心还在下沉：天啊!还有多远啊?我们天黑前能走回瑞昌吗?
忽然，一辆绿色＂豪＂车（北京吉普）飞驰而至，嘎然而止：原来是父亲的熟人!我和父亲大喜：垮上＂豪＂车，爽也!＂豪＂车就是非同一般：风驰电掣地就到了瑞昌——我还没坐过瘾呢!在回家的路上，父亲还对我说：你真是懒人有懒福，每次碰到要走路时都可以遇到熟人的车!（前面也有过两次这样的＂奇遇＂）当时，我很有点小得意：小懒人也许真的有点福气哦。现在，我才忽然发现：已在天堂的父亲对儿子的爱原来可以这样表达的啊!
1985年，我考上了江西师范大学。父亲的最好朋友李叔叔（当时是县里汽车修配厂厂长）特意安排了一辆＂专车＂送我到南昌读书：当时，正好有一辆吉普车要到南昌蒙上顶棚。于是，父亲母亲就带上为我准备的各种＂装备＂，和我一起坐上无＂顶＂的吉普车，驶向我人生的第一所大学。
炎炎烈日下近五个小时的车程并不痛苦：前往大学的兴奋，加上父母的陪伴——我觉得阳光是明媚的，风儿是柔和的!
到了师大的宿舍，我们发现一个不大的寝室要睡6个人：3张看上去＂年龄＂不小的木床（上下铺），稍微用力一摇就会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母亲一看，就伤心了：这个破床能睡吗?孩子，我们回家去吧——不读这个大学了。父亲马上冲母亲一瞪眼：不要胡说!那么多大学生都读出来了——也没听说谁从床上掉下来了!安顿好了以后，父亲就拉着母亲走。母亲走着、走着忍不住回头，我看见父亲没有回头，而是侧着脸在和母亲说着什么：不要老回头，免得让儿子不好受。
大四时，我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南昌传染病医院。父亲得知后马上赶到南昌，来照顾、陪伴我。他的脾气一下子好了很多：每天一大早就从师大（他睡我的床）买好早点赶到医院，然后忙这忙那，还一个劲地好言安慰我。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不可否认医生护士的认真治疗），我很快康复出院了。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江西省机械厅下属的方向机厂：那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一个小厂，围墙后面就是梅岭——晚上＂狐狸精＂（蒲松龄先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女主角）会不会从后面的山上爬进来呢?我当时的心情极其沮丧：这是发配沧州啊!陪着我的父亲安慰我：这里环境挺好的，这么多树——夏天多凉快!（后来，我到南昌齿轮厂子弟学校任初中化学老师）1990年，第一次失恋的我非常痛苦、消沉：觉得人生就是灰色的!这时，父亲的一声断喝打醒了我：你就这么没出息!你是个男人?
我在南齿工作的三年（人生最低沉的三年），父亲多次从瑞昌坐长途汽车来看我：带来吃的和一壶（10斤）煤油（那时的煤油要靠一些关系才能买到）。这样，我就可以用那个小小的煤油炉子做点菜了。而当我送父亲走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已经渐渐地老了：就像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描写的父亲那样!
1997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父亲和母亲一起，又一次把我送到了武汉大学。
1999年，江财分给我一套大的集资房，但我没有钱。父亲，腰上缠着父母全部的积蓄，坐火车到南昌：将3万2千元递到我手上!
记不得哪一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经济学院黄老师的一个电话：张博导，我现在和你父亲在一起!我当时万分惊讶：怎么回事?原来，黄老师到瑞昌做一个课题的调查：在柳湖边介绍自己是江西财大经济学院的老师，并给湖边的一些老人发问卷。父亲就对黄老师说：我儿子也在财大工作，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黄老师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在父亲告诉了我的名字后，黄老师说：你儿子在财大很厉害的，早就是博导了。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我知道，在周围那些老人羡慕的眼光中，父亲一定非常的开心：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和骄傲!
2009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家小住。父亲非常开心：竟然翻出几十年都没有用的弄小虾的工具——带女儿和我去柳湖弄小虾。湖边的工作人员过来赶我们：这里不准弄鱼。父亲给他递上一根烟，说：我这个东西又弄不了鱼，只是带孙女来弄点虾米玩一下——她难得回来。看着女儿兴奋、高兴的样子，父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谁会想到，几天以后，父亲就在这柳湖边猝然倒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十年生死两茫茫，每念父亲儿断肠。安息吧，父亲!（文/张进铭 编辑/邱朝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