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有格言，求真才于正学；教无一术，体至理于常行。”此乃为一称赞朱子之礼圣门外柱联，白鹿洞书院无疑见证了世人对朱子毕生追求大儒文化的精神升华。纵然于战火中颠沛流离，于纷乱中陨雹飞霜，朱子仍要于求知中拔丁抽楔，于逆境中任职施政，于驳难中授徒著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其一，谈朱子之立信。朱子深知“圣人与我同类”，于是突破桎梏见圣人之所见，闻圣人之所闻，感圣人之所感。掌管一县的簿书赋税，使朱子得以透视南宋社会的种种弊端。无论仁义礼智信的儒学伦理，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瞧见被世人践踏的纲常礼教，眼见古老的礼仪传统日渐崩坏，朱子决心敦礼仪、厚风俗。从规范家庭伦理到重建社会秩序，朱子并非一味强调恢复古礼，而是根据社会现状加以变通革新。另一方面，朱子勤学不辍，殚精竭虑，编著哲学典籍，如临终前数日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解，因失窃而至死也未完成的《家礼》，为母守墓的六年之寒泉著述，其呕心沥血之大作《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为元代以后七百年间科举进士的重要典籍。

　　其二，谈朱子之立功。一代大儒为官一方，朱子心怀民生，正经界，建社仓，治荒政，夙兴夜寐，力行不怠，见儒者之效。乾道四年，春夏之交，福建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因水灾引发了大范围饥荒，并无官职在身的朱子四处奔走，积极说服地方官府和士绅，从建宁府官仓和乡里富户处紧急筹粮，率先在五夫建造起第一座民间社仓，紧急救助百姓渡过饥荒。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民间社仓，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依旧发挥着民间粮仓的作用，被后世称为“先儒经济盛迹”，此后也得以从一乡之规上升为一国之法；为学勇猛精进，立朝四十六日，直言规谏，正道而行，蔑视权贵，刚正不阿，诸如规整税赋制度、上封事议政、整顿婚俗、重整治处县学、治理南康军荒政等，因救荒政绩斐然，朱子被誉为“大江南北荒政第一”，为事功之全才。另外，朱子修建或重整的各大书院，在后世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培养传道济民人才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

　　其三，谈朱子之立德。《礼记中庸》所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论语集注》注“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曰：“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知”即为“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能合天下之知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且能“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仁”即是守知，“无一毫人欲之私”；谓“勇”乃“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朱子认为，“知、仁、勇”三达德是“入道之门”，不可废其一，还提出“诚”为“知、仁、勇”三达德之根本的思想，能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以及道德规范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此后怀一腔报国之情再次入朝为官，却被卷入危险漩涡中的朱子，也仅淡然付之一笑，“死生福祸，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坚持将理学的情怀与哲思传播各地，教化百姓，于是朱熹理学思想广为传播，成为照耀海内外的东方文明之光。当一代大儒朱熹生命的烛光燃尽，陆游哀痛“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辛弃疾哭泣“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一代儒宗朱子穿越时空，成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文化集成大者。（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蔡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