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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西财经大学的学术沃土上，彭树欣教授以古典文献学为根、以中国哲学为魂，在梁启超、阳明学研究以及跨学科探索的长路上深耕了二十余载。至今已主持国家课题2项，出版著作15种，发表论文50多篇，获省社科奖4项。尤其是近年来，科研取得了较大突破，2022年国家课题以210万字的成果获优秀结题，今年又立项一个国家课题，并荣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他自乡村中学的三尺讲台起步，凭着对学术的一腔赤诚跻身于高校科研教学的殿堂，以“知行合一”的笃实步履，在传统思想与现代价值之间架起一座温润的桥梁——既是埋首典籍的求索者，亦是播撒经典火种的引路人。

　　彭树欣老师的学术征途，始于一份“挣脱局限、向上求索”的执着。早年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的他，曾在乡村中学执鞭九年，基层讲台的磨砺让他萌生了“借深造以突破自我”的念头。考上研究生后，他最初选定梁启超为研究对象——这位民国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以文史哲法等交融的博大视野叩击他的心灵，不仅让他沉醉其中，更悄然埋下跨学科研究的种子。从研究生到博士、博士后，他皆以梁启超为题，但学科横跨文学、文献学、哲学，他拥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博士后。他在梁启超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却在博士后出站归校后迎来重要的学术转机：因偶然间发现江西明代阳明学者的珍稀文献，由此一头扎进江右王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中，完成了从梁启超研究到阳明学研究的学术转向。近年来，为适应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他再次主动跨界，进入民俗学与社会学领域。作为民俗学学科点负责人，他搭建了民俗学研究生培养的整体框架，并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作为社会学的博导，他开始探索儒家社会学与阳明学社会治理的新研究方向，持续保持着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兴趣。

　　科研之路上，彭老师始终以文献为基石、以思想为火炬。在主持国家课题（其中一项获“优秀结项”）的岁月里，面对无法通过外借复印、甚至拍摄的珍稀资料，他曾在江西省图书馆伏案手抄文献三月有余——指尖与纸张的摩挲间，不仅克服了资料难关，更让他对“文献是学术之根”有了更深的体悟。科研最艰处，莫过于思路停滞的困境，而他的解法始终是“折返原典的浩瀚星河”：反复研读原始文献、梳理学术脉络、与古今学者展开思想对话，在“读—思—辨”的循环中拨开迷雾。正是这份严谨与执着，让他从“江右四君子”之一刘元卿思想中提炼出“体用合一论”的精髓，并以“良知为体、致良知为用”的具体说法，道破“抓住根本之道以应对碎片化世界”的核心要义，在学界或授课中激起广泛共鸣。他还曾以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团队的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牵头的科研项目，与十余名学者共同整理阳明后学文献，以打造学术品牌。这种跨机构合作的经历，更让他深谙“协同互补方能致远”的治学之道。

　　三尺讲台上，彭老师最擅长让沉睡的经典在当代苏醒。在《论语》精读、中国文化史的课堂上，他从不让传统与现代割裂：如在讲《论语》“学而时习之”，便勾连起当代人的学习困境与修养之道；谈阳明学“知行合一”，就以“手机依赖”为喻，点出“知而不行则为空”的生活真相。他还常要求修他课的学生一学期背诵两三千字经典，笑言“先把思想的种子埋进心里，终有一日会在生命里抽枝发芽”。对学生的期许，他凝练成“知书达礼、敬业乐群、学思并进、知行合一”十六字学规——既是学术方法的指引，亦是人格修养的标尺，尤其提醒学生警惕“拖延症”这一“知行脱节的顽疾”。今年毕业的研究生魏静力，从入学时主动叩问、提交论文，到师生同磨论文、共探难题，彭老师始终细心陪伴，见证她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彭老师的学术情怀，始终深植现实土壤。他的著作里，既有《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研究》《安福阳明学——江右王学重镇安福县学人群研究》这类为学界添砖加瓦的纯学术力作，亦有《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银龄生活文学》这类贴近大众的通俗性读物，既有学术的厚度，亦有生活的温度。专科起点的他，常自谦“智力中等偏上”，却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勉，从乡村教师一步步成长为教授、博导。谈及未来，他眼底有光：一边聚力攻坚新获批的国家课题，以深化阳明后学研究，并寻找儒学（阳明学）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新增长点；一边筹备明年的三部著作的出版，其中既有前一课题的文献整理部分的结题成果《安福阳明学文献汇编》，也有早已出版的《刘元卿集》的修订版，还有一部主编的四十多万字的《湖上村志》。

　　从文献整理的默默坚守，到跨学科探索的勇敢迈步；从课堂上的经典传讲，到著作里的现实关怀，彭老师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江西财经大学的沃土上，书写着一位师者“以文载道、以教传薪”的动人答卷。（文/人文学院    编辑/付文禛    审核/一审 姜莹 二审 赵旻 终审 成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