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老干部、中共党员、原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孙传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23日12时47分，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3岁。
孙传煃同志1927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人。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解放济南、上海、福州、厦门以及坚守上甘岭等上百次战斗，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以及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的殊死拼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世界和平血洒疆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60年任31军团政委，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65年从部队转业后，历任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和江西财经学院党委书记；2015年3月，因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管理生涯中，为江西财经学院的恢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学校授予教育终身成就奖。在历史转折时期，孙传煃同志为江西财经学院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下为孙传煃同志2017年接受专访的珍贵资料：
孙传煃: 身经百战的党委书记（一）
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冲锋陷阵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恰好也是孙传煃老书记的九十寿辰。孙传煃的家乡在山东省威海市羊亭镇埠前村，那里离黄海岸边大约五里地的路程。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个弟妹，他排行老大，属“传”字辈。儿时的他，读过几年私塾和村小，背得出《三字经》和《弟子规》，懵懵懂懂的知道些“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做人道理。课余，他和村里的小伙伴经常提着鱼篓去赶海，退潮的滩涂上满是鲜活的鱼虾和贝类。远处蓝天白云下面的大海，永不停歇地飘荡着渔家的歌声。
参加抗日 解放家乡威海
威海是黄海岸的一颗明珠，这里物产富饶，交通便利。北与辽东半岛相对，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最近的城市。因此，威海长期以来也为日本侵略者垂涎和蹂躏。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许世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山东，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武装斗争。1941年1月，时年不满15岁，亲眼目睹日本鬼子血腥杀戮上百村民的孙传煃，参加了本村抗日青年先锋队的秘密小组，主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游击队收集日伪军事情报。为了便于开展活动，队长为他取了一个化名叫“刘德琦”。
由于工作出色，不久他被选调到区里工作，先后担任区青救会副会长和武装特工队副指导员，他多次参加伏击日伪巡逻队和围攻鬼子据点的战斗。1945年5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解放了威海。
攻克济南 参加淮海战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仗着手中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1948年9月16日，在粟裕司令员指挥下，华东野战军在三大战役发起之前，发动了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的攻坚战。此时，由地方部队转入主力部队，担任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9师117团3营副教导员的孙传煃，和兄弟部队一起冲锋陷阵。经8昼夜激战，攻城部队会师大明湖畔。此役，我军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1万余人（包括起义2万人，俘敌61870），俘获守城最高将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缴获各种火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6辆的重大胜利。攻克济南，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随后进行的淮海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1月10日至12月16日，孙传煃又参加了淮海战役。他所在的第13纵队毙伤敌7448人，俘虏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覃道善、第18军军长杨伯涛及以下18573人，缴获各种火炮183门、轻重机枪572挺、长短枪6512支，为消灭黄维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剑指上海 瓷器店里捉鼠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叶飞任兵团司令员。第十兵团的渡江作战任务是切断京沪铁路，占领苏南，解放上海。1949年4月21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一声令下，待命在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渡过长江后，31军沿太湖西侧兼程前进，剑锋所向直指上海。
但是，屯兵市郊，大战在即，毛泽东主席突然招手叫停。
原来，解放上海的问题十分复杂，时间和方式一时都难以决定。原因有三点：第一，现在的上海是只火药桶，弄不好要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美国人究竟会不会干预，还很难说。不过，我们要有所准备，才会防患于未然。第二，上海有人口六百万，工厂一万二千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商店有六万余家，是全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也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采取何种方式解放上海，党中央考虑再三，认为最好是像北平那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是最理想的方式。这样可以使城市免遭破坏，使人民少受或不受损失。第三，原来设想渡江战役要两个月完成，事实上只用了十天，这是好事，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上海一旦解放，六百万人的吃喝拉撒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困难很大。
根据中央对上海战役“既要打城市攻坚战，又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方针，野战军领导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围困。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对许多内地城市都曾采用过这个方案。但是，对于上海，此战法有明显的问题，上海靠海，国民党方面仍有海上通道，围而不死。另外，从全国解放进展的形势看，也不允许长期围困的战法，特别是蒋介石集团此时正在把上海的金银财宝和战略物资抢运台湾。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然避开了敌人防御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以减少，但主要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遭受严重的破坏，这也不符合中央解放上海的方针。三是钳击吴淞。这个方案最接近中央指示精神，可以将市区的敌人主力吸引到外围攻打，不至于对上海造成严重破坏。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第三个方案。野战军司令部要各级指挥员对部队进行教育，统一认识，打上海只能使用轻武器，不许用炮轰。用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要准备在瓷器店里打老鼠，老鼠要消灭干净，瓷器却不能损坏一件。
胜利之师 雨中露宿街头
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后，战役于5月12日发起，27日上海全部解放。疲惫不堪的孙传煃和他的战友们根据指挥部的安排，顾不得街道上满地的水渍，一个挨着一个抱枪而眠。黎明时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坐着吉普车进入市区，看见一幢幢高楼大厦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尤其是淮海路和外滩，没有留下一丝战争的痕迹，很是兴奋。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放不下心，担心部队进城后，纪律不严明，给人民解放军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当他来到第十兵团司令部时，第一句话就问叶飞：“仗打胜了，瓷器店老鼠捉到了，楼房保住了，纪律怎么样？”
顺着叶飞手指的方向，但见蒙蒙细雨中，战士们抱着枪睡在马路上，而第十兵团的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弄堂口用雨布撑起的一个小棚子里。陈毅目睹这一切，赞扬道：“这是你们给上海人民最好的见面礼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的照片，很快出现在香港、纽约、伦敦等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在许多国家睡马路的只有叫花子和无家可归者，攻占了大城市的胜利之师睡马路，却是旷古未有。当时销路最广、财大气粗的美国《生活》杂志，在刊登这些照片时，加了一句说明词：“共产党军队睡马路等各项消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代已结束了。”
筹粮铺路 解放福州厦门
上海解放后，31军挥师入闽，孙传煃作为先遣队联系闽浙赣省委和游击队，筹得大米三百五十余万公斤、柴草四百五十万公斤、马料六十五万公斤、食油三万公斤、食盐五万公斤。同时组织民众抢修道路，以便大军顺利南下。1949年8月4日，叶飞司令员下令发起福州战役，决定以31军为左翼，由古田出发迅速攻歼连江、长门、闽安、马尾守敌，断敌海上退路，尔后由东向西会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围歼福州守敌。经过连续十多天的战斗，8月17日凌晨5时，31军从东向西，28军由西向东，向福州城发起猛烈进攻。守敌争先恐后地向闽江以南溃退，随即遭遇我29军迎头痛击。在宏路以北十公里处，我军俘敌兵团部、中将参谋长等将官多名。8月17日黎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被解放军占领，福州解放了!后来人们把市内一条主要街道称作八一七路，以纪念福州古城的解放。经过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解放军解放了福州市和厦门市。随后，31军转入攻台准备和剿匪战斗。
孙传煃: 身经百战的党委书记（二）
金门失利 痛失九千战友
1949年10月17日，在解放军持续两昼夜的凌厉攻势下，鼓浪屿的国民党守军见大势已去，纷纷东逃金门。31军占领了鼓浪屿，厦门岛登陆作战胜利结束。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人，其中俘虏2.5万人。厦门岛的解放， 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厦门解放后，第十兵团部由泉州移驻厦门。第十兵团首长认为，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国民党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都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没有什么工事，岛上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只有2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决心乘胜进攻金门。
解放军28军领导认为，在解放厦门的战斗中，29军和31军担负了主要的作战任务，而28军没有什么贡献，因此，要求兵团首长将攻打金门的任务交给28军。当时，兵团首长的主要精力忙于城市的接管，28军军长、政治委员或因做城市工作，或因患病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兵团领导将金门战斗的全部指挥责任交给了28军副军长肖锋。
1949年10月24日，近300只木船载着28军两个团和29军1个团共8000名官兵组成的第一梯队驶离大陆，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湾，向着敌人盘踞的大金门岛开去。孙传煃和他的战友们在海边待命，随时准备增援。
由于轻敌思想和情报不准，主要是国民党胡琏兵团大批援兵增强了守岛力量以及船只等各项准备工作的不足，我军两批登岛部队苦战三天三夜，战斗打得异常残酷，一再要求指挥部派兵增援。可是没有船只，有兵增不上去，要退退不下来，最后，9086人无一回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最为惨痛的损失。虽如此，第十兵团一直寻求再战金门的时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早已宣布不再去管蒋介石死活的美国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发表了援蒋声明“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之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本人命令美利坚合众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随着东北边防局势紧张，8月11日，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
接管海澄 神枪震慑土匪
开国之初，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担负着再攻金门和剿匪的任务。这两大任务都相当紧迫：如果不攻下金门，就谈不上解放台湾；如果完不成剿匪任务，后方就不得安宁，社会秩序也不稳定。
福建的匪患历史上就很出名。这是由于福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土匪藏匿和活动有关。解放前，不少人既是土匪头目，又是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官吏。福州和漳厦战役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主力，但部分残余势力犹存。国民党打起了组织土匪武装、实行“游击计划”的主意。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逃台前夕，就专门进行了应变部署，有计划地潜留大批反动军官、特务，收罗散兵游勇，和土匪统一组编为反共救国军、民众自卫总队等，给以政治撑腰和经济、军事援助。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股匪有十万之众，分散在全省六十多个县。他们或残杀农会和地方干部，或抢劫仓库和物资、破坏交通和邮电通信，或袭击下乡工作队和新生的基层政权，甚至公开进行暴动，攻打区乡政府。孙老回忆说，厦门解放后，上级指示他担任县委委员带领一个连的解放军随同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管漳州海澄县，就在接管的当天，县委正在二楼开会，土匪武装突袭县城，原来一支20余人的区中队在和土匪的交火中全军覆没。孙传煃在海澄县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摸清了土匪的藏身地点和活动规律，将这股土匪一网打尽。那时的孙传煃英俊潇洒，腰间别着手枪，身上背着美制卡宾枪，飞禽走兽，指哪打哪，从俘获的土匪口中得知，他们最怕这个20出头的老八路，孙传煃成为了海澄县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后来，孙传煃又被调往晋江专区安溪县领导土改和镇反工作。在这里，他和青春洋溢、刚刚高中毕业，上级派来担任土改工作队“翻译”工作的方容，相识相知，恋爱结婚。
奔赴朝鲜 打赢现代战争
战争年代，我军对于干部结婚有一条“二五八团”的规定，即必须年满25岁，有8年军龄的团级干部，才允许结婚。解放后这个规定有所松动，但是，孙传煃和方容结婚还是经过了政审和组织批准。1951年国庆结婚后，第二年6月方容怀上了第一个小孩，孙传煃一家人沉浸在祥和幸福之中。
1952年冬天，孙传煃接到命令，中央军委组织他和一批师团政工干部到朝鲜，现场观摩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场政治工作。出发之前，他并没有分派什么战斗任务。但是到了朝鲜后，情况有变，根据战争的需要，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24军216团政治处副主任，带兵参加上甘岭战斗。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积雪一尺有余，气温降到零下37度，24军冒严寒，踏冰雪，顶寒风，克服了自然条件等的重重困难，冲过无数敌机、炮火封锁线，翻山越岭，经过7昼夜风雪急行军，从东线元山港抵达中线，接替15军西方山、五圣山、平康、上甘岭等地区的防御任务。西方山在朝鲜中部五圣山西侧，其中隔着一条汗滩川。西方山主峰高716.6米，五圣山主峰比西方山高出345米。西方山和五圣山地处铁原、金化、平康之间，敌人称之为“铁三角”地区。这两座山为朝鲜中线的门户和制高点，24军控制这两座山，敌人纵深和东西几十里的阵地就暴露在志愿军面前，敌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因而在“铁三角”地区的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敌人时常设法企图占领这两座山。三个月前，敌人发动“金化攻势”，曾一度占领过西方山，半个月后，秦基伟率领15军依托五圣山反击夺回。随后，敌人又企图攻占五圣山，曾投入6万兵力，在大量飞机、大炮、坦克配合下，向五圣山前沿上甘岭阵地，进行疯狂的进攻。15军指战员们，在上甘岭浴血奋战，歼敌2万余人，阵地巍然不动。24军孙传煃所在的216团在先遣人员的引导下，顺利地接替了第15军29师的阵地防御作战任务。进入阵地不到10小时，南朝鲜军队首都师第一团就向216团发起进攻。妄图趁他们立足未稳，打个措手不及。敌人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继以猛烈的炮火射击，掩护步兵冲锋。在志愿军的痛击下，敌人弃尸而逃。
上甘岭阵地，在之前敌人发动的“金化攻势”中遭受近20万发（枚）炮弹、炸弹的狂轰滥炸，树木花草全被化为灰烬，坚硬的山石成了松软的粉末。597.9高地，即英雄黄继光堵枪眼英勇献身的山头，被削低了1米。防御阵地大部分坑道工事遭到严重破坏，塌顶、堵口，无法使用。能够勉强使用的“猫耳洞”和半坑道，也低矮短小，人员进出，要低头弯腰，人员休息，只能坐在弹药箱上，背倚坑道墙壁。有的只能铺上油布、雨衣，卧在潮湿的地上。恢复、加固工事成了能否坚守阵地的当务之急。
在恢复、扩修、新开坑道工事中，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孙传煃及时进行战时鼓动，以最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部队必胜的信心。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种种困难，使原来“猫耳洞”式的单口坑道变成了多口坑道，小坑道变成了大坑道。有的坑道建有俱乐部、炊事房、蓄水池、厕所等，有的坑道内还修筑了防毒、防烟、防火、防爆等设施。遵照军长皮定均的指示，指战员们还将一些坑道一直修到敌人前沿阵地边缘。坑道口、堑壕相互连接贯通，建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防御体系，成为能打、能藏、能独立作战的牢不可破的“地下钢铁长城”。
1953年5月26日，美国统治集团和“联合国军”在外交困窘和军事失败的情况下，恢复了板门店停战谈判。但敌方在“战俘遣返”“停战监督”等问题上，仍然节外生枝，设置障碍，继续玩弄两手策略，在谈判的同时积极调兵遣将，企图获得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24军识破敌人的阴谋，于7月13日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此次进攻战斗，共歼敌3510名，俘敌273名。惊恐万状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恐怕志愿军继续进攻，无可奈何，只得于1953年7月27日接受停战条件，在停战协定书上签了字。
缺水缺粮的战斗生活，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冬春潮湿阴冷、夏天高温闷热的严酷战争环境损害了孙传煃的身体，他不时感到胸闷胸痛，经常咳血。
回国后，孙传煃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第一次抱起了出生四个月的宝贝儿子，激动的泪水在妻子儿子脸上身上流淌。此后，他多次赴京开会、学习，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1960年6月5日，经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签署，任命孙传煃为陆军第九十二师二百七十四团政治委员。1963年7月20日，他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将军签署的毕业证书。
孙传煃: 身经百战的党委书记（三）
孙传煃夫妇
1988年孙传煃和财贸干校时期老领导、老教师合影
初来南昌 遇见良师益友
1965年8月，戎马生涯20多年的孙传奎，摘下领章和帽徽，转业来到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担任党委书记。笔者问孙老，您来财贸干校，是组织安排？还是个人意愿？他回答说，“两者都有”。
一是孙传煃革命经历长，参加革命以来，先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既有部队工作经验，又有城市接管、征粮支前和土地改革等地方工作经验。二是长期担任解放军团政委，工作能力强，既有战场工作经验，又有和平建设时期工作经验；三是孙传煃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较强的的政治理论功底，可谓是能文能武。在省委组织部，当他报到并接受组织任命的时候，他在心底立下了誓言：要像带兵一样带好财贸干校教职员工队伍，要像守护阵地一样守护好培养财经人才的摇篮。
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2月，中央财贸政治部召开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在今后两年的时间里，各级财贸干校应当开办短期的政治工作训练班，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大力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加强财贸部门的政治工作。为适应全省基层财贸政治工作干部培训任务的需要，同年8月，江西省委财贸政治部报经江西省委批准后，将江西省财政贸易学校改名为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承担培训财贸系统政治工作干部的任务。同时，江西省委任命范甫为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校长，任命孙传煃为党委书记兼副校长，9月，又任命鲁德忠为第二副校长。
到任不久的一天上午，江西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方谦来到财贸干校检查工作。在向领导进行工作汇报时，孙传煃对上级领导关于财贸干校的工作原则、目标、方法、要求有了准确的把握，同时，对财贸干校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深刻的了解，它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本科院校——江西财经学院。经过深入交谈，孙传煃对方谦同志正直厚道、平易近人的品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方谦是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人，1918年1月出生，比孙传煃大9岁。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最初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及地方工作，解放后，先后任华东警备区十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和二十四军七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7月于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后，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做了八年的教员，1962年5月至1964年5月，任福州军区闽北指挥部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4月被授予大校军衔。同年5月转业来到江西省，任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相似的经历，特别是“三野”“24军”“福州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江西省财贸系统”等人生交集，让孙传煃对方谦主任感到特别亲切。从此，两人之间不仅有良好的上下级工作关系，更有亲密的战友和师生关系。
经历文革 遭受抄家批斗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始于北京的“红卫兵造反行动”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波及全国，江西省和南昌市很快陷于一片混乱之中。1966年6月18日，《江西日报》发表文章，以所谓“三家村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等罪名，对著名历史学家、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谷霁光公开点名批判。20日，中共江西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著名作家石凌鹤被强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在江西的代表人物”、“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罪名，在报上受到公开批判。省委、省人委分别作出决定，撤销石凌鹤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谷霁光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的职务。6月24日，《江西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全省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月11日，江西师范学院“红卫兵”在校园内组织游斗140多名院系领导干部、教师及一些家属，烈日下当场晒死4名教师，造成江西“文革”第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江西省财贸干校和孙传煃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1967年1月，全国赴赣的数百个红卫兵长征队与南昌地区造反派近十万人在人民广场和八一大道举行游行示威，随后由32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分别在省委、省人委（政府）大院举行夺权大会，省委、省人委领导人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刘瑞森、郭光洲、黄知真、罗孟文等被押进会场。会议宣读了夺权公告，授权“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及“省直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分别处理省委、省人委日常事务工作。接着，省以下各级党政机关以至各行各业的基层组织也相继被夺权。全省领导干部皆被“打倒”或“靠边站”，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1967年春季，乍暖还寒。一天，财贸干校小车司机刘义根和一帮臂戴红袖章，手拿长棍棒的人员来到孙传煃办公室，厉声喝斥孙传煃交代问题，孙传煃惊诧地望着他们，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刘义根是孙传煃的小车司机，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参加了“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造反组织，并被财贸干校的造反派推选为本校造反派的“常委”。今天，就是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传煃的反。造反派要孙传煃检举揭发省委“走资派”方志纯等头头的罪行，孙传煃说：“我来江西不久，对他们不熟悉”。造反派说，那就揭发福州军区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比如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南昌步校校长王林德、省委财贸办副主任方谦等。孙传煃听到这几个名字，心头一沉，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打下江山，他们何罪之有？吴瑞山，1931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军第四方面军连长，抗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23军军长，回国后任31军军长，1964年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王林德是孙传煃的老乡，比孙传煃大几岁，他们几乎同时参加革命，孙传煃当指导员，他当营长；孙传煃当教导员，他当团长；孙传煃当团政委，他当师长。孙传煃曾去他家看过，他就住在南昌步校的校长楼里，这栋楼后来成为文革时期邓小平一家居住的“将军楼”。孙传煃虽身处险境，但他不能凭空诬陷，不能卖友求荣，他没有向造反派提供任何材料。造反派恼羞成怒，就把纸糊的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连拉带拽把他和校长范甫一起押上了大卡车，在阳明路和八一大道游街示众。过了几天，造反派又来到他家抄家，锅碗瓢盆砸得稀巴烂，书籍资料撕碎后散落一地。他们把孙传煃和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踩在脚下，但是，翻开一本证书时，却愣住了。那是一份任命书，任命孙传煃为陆军第九十二师二百七十四团政治委员。落款是国防部长林彪。那时候，林彪的权势如日中天，林彪就是造反派的护身符。没想到，此时，林彪的签名也成为孙传煃的护身符。就这样，造反派草草结束了对孙传煃的抄家行动。
荒唐决定 撤销财贸干校
南昌市造反派的夺权武斗行动，受到了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政委林忠照的抵制，造反派在其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划和挑动下，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挑起愈演愈烈的武斗事件，甚至对来江西省处理问题的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政委林忠照实施绑架，押送到北京，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一年后，刘培善受尽折磨，含冤自尽。
鉴于江西省军区和造反派水火不容的关系，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6011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司令员。
文革中，江西最具争议的人物是刘瑞森，他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1949年5月，刘瑞森带领辽西省干部大队南下到江西省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59年7月，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财贸工作。孙传煃来江西后，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他作的报告。刘瑞森是江西省级干部中第一个表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造反派的重量级人物。在他的支持下，杨尚奎、方志纯、董琰、李杰庸等省领导受到了造反派的游街批斗和残酷折磨，副省长董琰被迫害致死，1958年曾兼任江西财经学院院长的副省长李杰庸，此时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也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后来，江西省的夺枪和武斗很大程度上就是“支刘派”和“打刘派”之间的斗争。程世清来昌后，刘瑞森担任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分管“文革”和宣传工作。1968年1月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他任省革委常委，分管财贸工作。宣布撤销和解散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下放武宁，就是刘瑞森的主张和决定。1972年2月，林彪事件后，他被停止工作，198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刘瑞森的党籍。通过刘瑞森人生轨迹的考察，我不禁感叹，一个人不论你有多老的资历，多大的功劳，如果你被权势熏心，为虎作伥，投机钻营，卖身求荣，虽居高位，也要为党和人民所唾弃，沦落为历史的罪人。
附录：江西财经大学校史1923——2012
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挫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全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无情的摧残，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伊始，学校被迫停止办学。学校党委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此后的日子里，学校领导干部和不少教职工遭遇到了莫须有的批判、审查，甚至刑讯拷打。有的被无辜扣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罪名，有的被关进了“牛棚”，有的被抄家，其中一些老教师多年呕心沥血写成的教材、论文、书稿以及精心收藏的文献、资料和珍本书籍多被损毁。学校不少仪器设备也被抢劫和砸毁。
1968年4月，以军宣队为主的军管小组进驻学校，对学校实行了军管。8月，学校被宣布撤销。校舍和学校财产被其他单位占用，数千教具、仪器及图书馆20余万册图书资料被其他单位分光；数千件床、桌、橱、柜及上千万件体育器材和炊事用具也被一些单位搬走。10月26日，学校被强令解散，全校教职工除个别同志之外，绝大部分被下放到江西省武宁县，分散在各个公社参加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68年10月至1973年3月，在这4年多的日子里，广大教师、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68年10月，孙传煃同志下放在武宁县大桥公社后，与农民同甘共苦，同时任原财贸干校人员组成的“五七”大军的队长。孙传煃同志1969年调到县里工作，1970年任武宁县委副书记，分管县里的干部工作。在对全县基层干部进行整顿、建设、培养、提高的过程中，孙传煃对原财贸干校的人员予以了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关照，有的调到县里担任局级领导，有的到企业做会计，为后来恢复财贸干校保存了一批宝贵的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