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煃夫妇

1988年孙传煃和财贸干校时期老领导、老教师合影

     【人物简介】孙传煃，男，1927年2月出生，山东省威海市人。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解放济南、上海、福州、厦门以及坚守上甘岭等上百次战斗，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以及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的殊死拼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世界和平血洒疆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60年任31军团政委，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65年从部队转业后，历任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和江西财经学院党委书记，在历史转折时期，为江西财经学院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初来南昌  遇见良师益友

1965年8月，戎马生涯20多年的孙传奎，摘下领章和帽徽，转业来到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担任党委书记。笔者问孙老，您来财贸干校，是组织安排？还是个人意愿？他回答说，“两者都有”。

一是孙传煃革命经历长，参加革命以来，先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既有部队工作经验，又有城市接管、征粮支前和土地改革等地方工作经验。二是长期担任解放军团政委，工作能力强，既有战场工作经验，又有和平建设时期工作经验；三是孙传煃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较强的的政治理论功底，可谓是能文能武。在省委组织部，当他报到并接受组织任命的时候，他在心底立下了誓言：要像带兵一样带好财贸干校教职员工队伍，要像守护阵地一样守护好培养财经人才的摇篮。

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2月，中央财贸政治部召开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在今后两年的时间里，各级财贸干校应当开办短期的政治工作训练班，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大力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加强财贸部门的政治工作。为适应全省基层财贸政治工作干部培训任务的需要，同年8月，江西省委财贸政治部报经江西省委批准后，将江西省财政贸易学校改名为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承担培训财贸系统政治工作干部的任务。同时，江西省委任命范甫为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校长，任命孙传煃为党委书记兼副校长，9月，又任命鲁德忠为第二副校长。

到任不久的一天上午，江西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方谦来到财贸干校检查工作。在向领导进行工作汇报时，孙传煃对上级领导关于财贸干校的工作原则、目标、方法、要求有了准确的把握，同时，对财贸干校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深刻的了解，它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本科院校——江西财经学院。经过深入交谈，孙传煃对方谦同志正直厚道、平易近人的品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方谦是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人，1918年1月出生，比孙传煃大9岁。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最初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及地方工作，解放后，先后任华东警备区十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和二十四军七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7月于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后，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做了八年的教员，1962年5月至1964年5月，任福州军区闽北指挥部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4月被授予大校军衔。同年5月转业来到江西省，任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相似的经历，特别是“三野”“24军”“福州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江西省财贸系统”等人生交集，让孙传煃对方谦主任感到特别亲切。从此，两人之间不仅有良好的上下级工作关系，更有亲密的战友和师生关系。

经历文革  遭受抄家批斗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始于北京的“红卫兵造反行动”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波及全国，江西省和南昌市很快陷于一片混乱之中。1966年6月18日，《江西日报》发表文章，以所谓“三家村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等罪名，对著名历史学家、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谷霁光公开点名批判。20日，中共江西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著名作家石凌鹤被强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在江西的代表人物”、“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罪名，在报上受到公开批判。省委、省人委分别作出决定，撤销石凌鹤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谷霁光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的职务。6月24日，《江西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全省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月11日，江西师范学院“红卫兵”在校园内组织游斗140多名院系领导干部、教师及一些家属，烈日下当场晒死4名教师，造成江西“文革”第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江西省财贸干校和孙传煃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1967年1月，全国赴赣的数百个红卫兵长征队与南昌地区造反派近十万人在人民广场和八一大道举行游行示威，随后由32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分别在省委、省人委（政府）大院举行夺权大会，省委、省人委领导人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刘瑞森、郭光洲、黄知真、罗孟文等被押进会场。会议宣读了夺权公告，授权“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及“省直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分别处理省委、省人委日常事务工作。接着，省以下各级党政机关以至各行各业的基层组织也相继被夺权。全省领导干部皆被“打倒”或“靠边站”，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1967年春季，乍暖还寒。一天，财贸干校小车司机刘义根和一帮臂戴红袖章，手拿长棍棒的人员来到孙传煃办公室，厉声喝斥孙传煃交代问题，孙传煃惊诧地望着他们，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刘义根是孙传煃的小车司机，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参加了“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造反组织，并被财贸干校的造反派推选为本校造反派的“常委”。今天，就是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传煃的反。造反派要孙传煃检举揭发省委“走资派”方志纯等头头的罪行，孙传煃说：“我来江西不久，对他们不熟悉”。造反派说，那就揭发福州军区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比如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南昌步校校长王林德、省委财贸办副主任方谦等。孙传煃听到这几个名字，心头一沉，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打下江山，他们何罪之有？吴瑞山，1931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军第四方面军连长，抗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23军军长，回国后任31军军长，1964年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王林德是孙传煃的老乡，比孙传煃大几岁，他们几乎同时参加革命，孙传煃当指导员，他当营长；孙传煃当教导员，他当团长；孙传煃当团政委，他当师长。孙传煃曾去他家看过，他就住在南昌步校的校长楼里，这栋楼后来成为文革时期邓小平一家居住的“将军楼”。孙传煃虽身处险境，但他不能凭空诬陷，不能卖友求荣，他没有向造反派提供任何材料。造反派恼羞成怒，就把纸糊的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连拉带拽把他和校长范甫一起押上了大卡车，在阳明路和八一大道游街示众。过了几天，造反派又来到他家抄家，锅碗瓢盆砸得稀巴烂，书籍资料撕碎后散落一地。他们把孙传煃和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踩在脚下，但是，翻开一本证书时，却愣住了。那是一份任命书，任命孙传煃为陆军第九十二师二百七十四团政治委员。落款是国防部长林彪。那时候，林彪的权势如日中天，林彪就是造反派的护身符。没想到，此时，林彪的签名也成为孙传煃的护身符。就这样，造反派草草结束了对孙传煃的抄家行动。

荒唐决定  撤销财贸干校

南昌市造反派的夺权武斗行动，受到了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政委林忠照的抵制，造反派在其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划和挑动下，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挑起愈演愈烈的武斗事件，甚至对来江西省处理问题的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政委林忠照实施绑架，押送到北京，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一年后，刘培善受尽折磨，含冤自尽。

鉴于江西省军区和造反派水火不容的关系，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6011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司令员。

文革中，江西最具争议的人物是刘瑞森，他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1949年5月，刘瑞森带领辽西省干部大队南下到江西省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59年7月，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财贸工作。孙传煃来江西后，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他作的报告。刘瑞森是江西省级干部中第一个表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造反派的重量级人物。在他的支持下，杨尚奎、方志纯、董琰、李杰庸等省领导受到了造反派的游街批斗和残酷折磨，副省长董琰被迫害致死，1958年曾兼任江西财经学院院长的副省长李杰庸，此时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也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后来，江西省的夺枪和武斗很大程度上就是“支刘派”和“打刘派”之间的斗争。程世清来昌后，刘瑞森担任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分管“文革”和宣传工作。1968年1月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他任省革委常委，分管财贸工作。宣布撤销和解散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下放武宁，就是刘瑞森的主张和决定。1972年2月，林彪事件后，他被停止工作，198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刘瑞森的党籍。通过刘瑞森人生轨迹的考察，我不禁感叹，一个人不论你有多老的资历，多大的功劳，如果你被权势熏心，为虎作伥，投机钻营，卖身求荣，虽居高位，也要为党和人民所唾弃，沦落为历史的罪人。（图文/周洪  编辑/匡琳）

附录：江西财经大学校史1923——2012

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挫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全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无情的摧残，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伊始，学校被迫停止办学。学校党委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此后的日子里，学校领导干部和不少教职工遭遇到了莫须有的批判、审查，甚至刑讯拷打。有的被无辜扣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罪名，有的被关进了“牛棚”，有的被抄家，其中一些老教师多年呕心沥血写成的教材、论文、书稿以及精心收藏的文献、资料和珍本书籍多被损毁。学校不少仪器设备也被抢劫和砸毁。

1968年4月，以军宣队为主的军管小组进驻学校，对学校实行了军管。8月，学校被宣布撤销。校舍和学校财产被其他单位占用，数千教具、仪器及图书馆20余万册图书资料被其他单位分光；数千件床、桌、橱、柜及上千万件体育器材和炊事用具也被一些单位搬走。10月26日，学校被强令解散，全校教职工除个别同志之外，绝大部分被下放到江西省武宁县，分散在各个公社参加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68年10月至1973年3月，在这4年多的日子里，广大教师、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68年10月，孙传煃同志下放在武宁县大桥公社后，与农民同甘共苦，同时任原财贸干校人员组成的“五七”大军的队长。孙传煃同志1969年调到县里工作，1970年任武宁县委副书记，分管县里的干部工作。在对全县基层干部进行整顿、建设、培养、提高的过程中，孙传煃对原财贸干校的人员予以了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关照，有的调到县里担任局级领导，有的到企业做会计，为后来恢复财贸干校保存了一批宝贵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