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

　　编者按：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了示威，遭到英国巡警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卅运动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空前反帝爱国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学院编选了方智的《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始末》（《联合时报》，2020年9月22日第5版）和刘秋阳、耿光明的《五卅运动的前前后后》（《团结报》，2019年5月30日第5版）中的内容，回顾五卅运动爆发全过程。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始末

　　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规模的反帝爱国怒潮，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打下了群众基础，从而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

　　在上海人民公园正门前，即南京西路西藏路口，有一个马路环形小岛，上面竖立着一座高16米左右，宽20多米的扇状花岗岩石碑，气势高大厚实庄重。这就是“五卅运动纪念碑”。五卅运动纪念碑之所以选择建在这里，是因为五卅惨案当年就是在这里附近发生的。

　　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日本大班对待工人非常苛刻，为了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争取民主和自由，1925年年初，中共四大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蓬勃开展爱国反帝运动，因此，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人先后举行大罢工，结果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决定，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日商借口厂里原料存货不足，故意关闭工厂并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带领群众冲进厂里寻日本大班论理，要求复工和还钱，日本大班非但不肯，还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名，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号召各地党组织动员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学生积极响应共产党号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遭到租界巡捕拘禁。与此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此前提出的4项提案，且无视中国主权，越出租界筑路，这进一步激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民众的义愤。28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同时，为了加强工会组织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抵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作。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总共有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上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并游行示威，揭露日商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公共租界当局气急败坏倾巢出动，挥舞棍棒妄图驱散示威队伍，且拘捕了数十名爱国学生。但斗志昂扬的示威者毫无惧色。下午1点，五卅示威游行总指挥部一声令下，各路人马拉起巨幅标语浩浩荡荡向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挺进。途经外滩的一支队伍将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门口包括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内容的牌子砸得粉碎，抛入黄浦江里。

　　示威的学生一路走到南京路后，每隔十几家店面，就有一队学生站在高处演讲。路旁行人则停下来凝神倾听。当学生们讲到顾正红惨遭日本人杀害时，听者无不动容，唏嘘不已。而印有“打到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学生被捕”字样的传单随风飘舞，满蔽天日。橱窗上、电线杆上、墙头上贴满了“抵制日货”“反对印刷附律”“反对越界筑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标语。反帝的怒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南京路上，观看的市民摩肩接踵；沿街各幢房子的窗口里、阳台边及电车上人头攒动。人们不时挥舞拳头、摇着帽子，以显示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游行示威。一时间，在南京路上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帝洪流。

　　为此公共租界当局恼羞成怒，下令大肆拘捕爱国学生，镇压示威游行。于是，凶煞的巡捕朝示威群众扑去，像疯狗般殴打示威者，一见演讲者上前便抓。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今南京东路贵州路）就拘捕了近200人。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得悉学生群众被拘捕，立刻指挥各路队伍集结老闸捕房门口，万余名愤怒至极的人群将捕房围得水泄不通，要求释放全部被捕者。走在最前列的学生群众甚至离捕房大门只有18米。

　　英国巡捕不仅拒绝放人，且公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44颗罪恶的子弹穿进了中华儿女的胸膛。南京路顿时血流遍地。当场中弹牺牲的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何秉彝（中共党员）、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尹景伊（共青团员）等13人，还有十余人重伤，被捕150余人。

　　血案发生后，刽子手为了掩盖罪行，飞速驶来救护车，将尸体拉走。几辆消防车忙于冲洗老闸捕房门口路面的血迹，并且立即封锁路面，《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和记者前去察看、拍照，马上被驱赶出去。上海友联公司司机胡廷芳驾驶汽车，载着公司老板陈铿然、摄影师刘亮禅、女演员徐琴芳驶抵现场，出其不意地拍下了冲洗血迹的一些镜头。巡捕察觉后，勒令停车检查。徐琴芳急中生智将那个小摄影机藏在大裤脚管里（那年月妇女流行大裤脚管），免去一场灾祸，为日后辑成影片《五卅风潮》留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

　　五卅运动发生后，各地闻风而起，反帝火焰势如燎原，迅速燃遍全国，甚至海外。据估计，五卅运动期间全国有600余座城镇、1700万人、近万个民众团体、海外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参加了这次运动。“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经济断交”及“为殉难同胞报仇”的呼声，可以在到处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听到。但因各种原因，五卅运动最终“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毋庸置疑，1925年是“中国工人阶级大觉醒的一年，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热潮大增长的一年”。

　　五卅运动史无前例地震撼和打击了列强在华势力。列强想不到中国工人居然会起来反抗，其态势的凶猛也出乎预料，并表现出惊恐，如临大敌一般，“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状”。五卅运动中，列强受到了“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其“几十年合法行动与先例所建立起的制度，在几个月内就面临着毁灭的威胁。”

　　正如刘少奇所总结的那样，五卅运动不仅是“中国职工运动自有历史以来一个最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主编/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