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

　　编者按：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它在向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进行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中发挥了充分的舆论引导作用。因此，编选了黄霞的《<向导>周报》（《光明日报》，2011年6月27日第6版）和廖金英的《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刊物——<向导>》（《新闻前哨》，2018

年第8期）中的内容，回顾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的创办历程。

　　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

　　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正式的机关刊物。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该刊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编印发行，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1927年7月18日被迫停刊，前后共出201期，刊载文章1490篇，累计346万余字，是中共早期出版的党报党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向导》为周刊，16开4版。初创时不分栏目，后来逐渐增加了通信、读者之声、时事短评、寸铁等栏目。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向导》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推倒军阀”，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在国民党“一大”以前，《向导》周报集中精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积极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国共合作形成后，《向导》周报除继续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还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了重点宣传。同时，它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周报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

　　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向导》题写了刊头、撰写发刊词《本报宣言》（另一说作者为蔡和森），指导办报方针的制定，总结办刊经验，以独秀、只眼、田诚、敖中、实庵等笔名撰写时评、政论。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有266篇、短文402篇，约占整个《向导》周报文章的五分之一，陈独秀堪称周报的首席撰稿人。蔡和森是首任主编，主编了116期《向导》周报，以和森、振字等笔名撰文160多篇。后瞿秋白、彭述之曾短暂主持编辑工作。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王若飞、赵世炎、张太雷、毛泽东、高君字、郑超麟、赵世炎、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孙铸）、维金斯基（魏琴）等或先后参与编务，或撰写了重要政论、通信、时评。

　　《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发行量数千份。由于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和改进《向导》周报的工作，特别是降低了零售价格。分售处也由最初的上海、广州、北京、长沙等城市扩展到10多个城市，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销售网络，因而《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增加到3万份，在当时全国报刊销量中名列前茅。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向导》周报的销量达到了5万份（最高达10万份），不仅遍及国内各省，市而且远至越南、德、法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也能代售《向导》周报七八十份。

　　《向导》从创刊到终刊的5年，见证、记录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艰辛路程，发表了许多政论、时评，在党建理论探索、党内路线斗争、对外宣传策略上都有突出贡献。

　　首先，《向导》把拯救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确立了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向导》配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全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驳斥张东蒜、胡适等把中国看作封建社会以及党内一些人把中国看作“资本家国家”的片面观点，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这个社会动乱的根源。这样，《向导》就把拯救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确立了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其次，《向导》探索并践行的“不愿离开问题而谈主义”的宣传策略，标志着中共早期党报宣传策略的关键转折点，开启中共宣传新局面。《向导》创刊前，中共早期党报《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及共青团团刊《先驱》等在政治宣传策略上并无过多的考量。对于当时舆论界，尽管《新青年》等掀起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工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论战，但基本上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学理争论，在青年中影响有限。鉴于此，1923年中共中央对党和团的中央机关报作了宣传上的厘定分工，规定：《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周报则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

　　《向导》依此指导方针，旗帜鲜明指出主义的宣传要以问题引领：“承教用浅显的文字，向民众普遍宣传，这是本社同人所应努力做到的。至于宣传主义本也应该，但同人决不愿在本报上离开问题而谈主义。用简单的标语来煽动民众的愤恨心，这种名词运动断不能当作家常便饭”。

　　《向导》改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为针对中国政局的革命舆论动员，不仅针锋相对与胡适主导的《努力》周报和研究系喉舌《时事新报》就主义问题展开辩论，而且在策略上注意针对时事热点的具体“问题”（如“好人内阁”事件、蔡元培辞职事件、“联省自治”及其与此相关的陈炯明叛变事件等），以时事评论的方式将革命主张融入时局。

　　《向导》这一基本宣传策略贯穿于大革命时期，并在中央决议、工作报告中屡被体现，受到中共及共产国际的肯定。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党所创办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和《向导》周报三种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充分肯定了《向导》周报通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也说：“中国每次事件发生时，政治舆论界总是倾听《向导》的声音，因此，它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对国民党也有很大影响”。广受读者欢迎，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成为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主编/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始发）